在2009年夏天的美国金融市场，如果你问为什么美国经济在上世纪30年代陷入了大萧条、现在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奇迹般地出现复苏迹象，人们很可能会告诉你：那是因为有伯南克。就是在这种略带英雄主义情节的市场氛围中，美联储现任主席伯南克在距离任期结束尚有半年的情况下，提前获得了连任的总统提名，就当前情况看，这一结果显然众望所归。他的一系列非常规激进政策，包括和财政部密切合作、创立新的流动性工具、大力推行量化宽松政策等，将美国金融系统从崩溃边缘拉了回来，实体经济也出现明显的企稳回升迹象。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美联储这一系列政策的争议性，事实上，反对之声几乎伴随着任何非常规手段和政策的出台。但是，以对症下药为原则，某些危急时刻以毒攻毒也未尝不可。去年金融危机深化之时，投资者信心严重不足导致的流动性陷阱使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显得力不从心，货币流通速度显著下降，这时候就需要超常规的货币信贷投放才能改善流动性严重不足的状况。至于政策力度是否过大，是否会使资产价格泡沫卷土重来，则是主要矛盾之外的次要矛盾，因为任何人都不愿意再经历一次大萧条。而以量化宽松为代表的政策如何退出，值得讨论但目前并不在制定执行措施的阶段，毕竟美国经济还没有全面恢复，还有权威经济学家预测目前将近10%的失业率会持续到2010年底，政策还是保持稳定为宜，否则很可能使刚刚转好的经济指标掉头向下，经济由U型复苏转向W型甚至L型。伯南克的连任提名，固然是对其过去四年工作的肯定，但保持政策稳定持续何尝不是更为长远的考虑？

两相比较，单从政策层面来讲，虽然同样“宽松”，但美国的货币政策和我国有着本质的不同。抛开利率政策不谈，美联储通过购买企业债和国债直接向市场释放流动性，是出于美国货币市场发达的实际考虑；我国并不存在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由于商业银行仍然是金融市场的绝对主体，我国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放松信贷实现的，尤其是通过对财政刺激项目的信贷支持实现。但这并不表示两国没有共同之处。在通过货币政策稳定市场主体信心上，两者殊途同归。非常时期，货币供给和需求双双下降，货币流通速度大幅下跌，因此有必要通过货币信贷政策降低资金成本，刺激投资和消费增长，使企业和家庭对经济正常运行恢复信心。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后续政策的关注重点应当与美国有所区别。对比美国当前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如何退出的关注，恐怕我国更应该关注如何打通和拓宽流动性由金融部门向实体部门流通的渠道。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行政审批过多使得我国民间投融资发展受到制约，投资率长期低于储蓄率，并且不断扩大，2007年这一缺口已经扩大到8.9%。今年上半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我国商业银行存贷比有所提高，但事实证明大量信贷资金集中在财政刺激项目和国有企业。政府投融资平台贷款有超过30%滞留在存款帐户中没有使用，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民营企业中只有最优秀的一部分才能获得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贷款。资金流动的不均衡制约了我国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才有所谓“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现象。同时，资金易于在局部领域堆积，助长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

如果将金融市场比作城市的供水系统，则美国当前面临的是过多的供水如何疏导，而我国则面临整体系统建设不够完善并且局部阻塞。针对这些问题，也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善：一是目前仍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防收紧之后政府投资通过信贷渠道挤出民间投资，与其堵截流动性，不如疏导信贷进一步向实体经济扩散；二是信贷政策要结合产业政策。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支持经济良性发展，将民间资本真正纳入产业政策制定中，灵活运用信贷手段支持符合产业结构调整规划的行业和企业；三是要大力发展金融市场，放宽准入门槛，鼓励各种金融机构的成立，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投融资体系，有效疏导货币向投资转化。